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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忘却的人

                (一)
  ——记温勇雄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写下温勇雄这个名字,不禁想起一副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军旅画家温勇雄的连环画创作,当属“花香不在多”。
  就我所知他的连环画作品,可谓寥若晨星:署他真名的仅三部,即《南云岛上》、《无脚拖拉机》和《冬梅》;《日出之前》也是他的精心之作,却用了笔名高山。另有一本《龙均爵》,画世于1959年,署名某部队美术小组。我根据作品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判断出自他的手笔。细细品读该作品11、15、36、43、51等幅,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温勇雄先生的艺术风格。
  他一生仅有五部作品问世,数量委实不多。然而这五部作品都堪称佳作,尤其《冬梅》和《日出之前》,更是获奖精品,为温先生赢得盛誉,从而确立了他在新中国连环画坛优秀画家的地位。可见数量多固然显示一种优势,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质量。所以世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宁吃好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温先生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宁可少而精,而不要多而劣;唯有精品才代表画家实力,才能广受读者欢迎而传世。
  创作伊始,温勇雄便出手不凡。1955年出版的《南云岛上》,采用铅笔画形式,其水平和娴熟程度不亚于同期顾炳鑫先生的《渡江侦察记》和罗兴先生的《雪地追踪》。从《无脚拖拉机手》起,他改为水墨画技法,直到最后一部《日出之前》。我虽然不会画画,但也知道水墨技法颇难掌握;或许画单幅作品还不太吃力,但画长篇连环画,无疑是艰巨工程,付出的心血格外多,不具备相应的功力,势必捉襟见肘,难以完成。
  据闻,温勇雄先生辞世于“文革”前夕。他的故去给连坛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但他的作品长存,能够长久地给人们带来思想教益、情感陶冶以及美的享受。
  
                (二)
  ——记方瑶民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将方瑶民先生的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作比较,两相对照,可以看出画家艺术风格与技法的显著变化,夸张一点说,甚至令人感到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笔。这种变化固然受制于画家的主观因素,然而更能表明时代、社会的发展,即客观环境对画家创作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方瑶民先生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带有那个历史时期大多数连环画画家共同的基本倾向与特点,即严格意义上的写实,或者说是当时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表现我国现代斗争生活的《岸边激浪》、《华工血泪》、《卖工记》、《雪夜融冰》、《时间》等,还有反映外国儿童题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包括与他人合作、歌颂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铲平王》,都遵循这一原则。似乎可以说,方先生与当年一大批画家,用他们的作品,铺设了新中国建国以来革命现实主义连环画的艺术长廊,构筑起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
  进入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社会日益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在画家的创作中反映出来。如果说《玛瑙鏖兵》仍保持原先的写实风格,笔法已流露悄然变化的端倪,那么只要翻阅方先生为领衔主笔的几部作品,如《一千零一夜故事》上集中的《辛伯达航海历险记》,以及《世界文学名著》亚非部分第十二册中的《水浒传》,便能强烈感受到他的技法变了,风格变了,画面给人以新的视觉冲击,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印象。可贵的是,这种变化并没有超脱或者背离现实主义创作法则,因为审视画面中的人物形象、环境描绘等,依然具有方先生创作的特点,只不过在基调的基础上有所丰富,出现变调,我权且用装饰性来表述自己的看法。这种装饰性,虽然不能断言与后来越演越烈的变型风毫无联系,但起码它是美的,读者能够且愿意接受的。它表明画家在努力超越自己,努力开拓表现力,努力使作品跟上时代步伐,具有现代气息,尊重与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欣赏兴趣与习惯。这种变值得肯定,它与后来一些画家、编辑们所推崇的变型及其所导致的丑陋不堪,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三)
  ——看周光中的连环画作品
  
  六十年代的连环画作品,因有了贺友直大师的《山乡巨变》,一时之间大批模仿《山乡巨变》画风的作品纷纷涌现。这些作者中既有年青的初学连环画创作者,也有一部分资格较老的连环画工作者,足见《山乡巨变》的影响之大。不过这样一来,不少并不适合用《山乡巨变》这种画风表现的作品,也莫名其妙地带上了“湖南味”。
  然后也有很大一部分连环画工作者不为这股潮流所动,仍然以自己风格默默地进行着创作。那些有目共睹的名家自不必说。周光中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周光中先生问世的连环画作品并不太多,基本上集中发表在六十年代,数得出来的也就是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的《李尔王》、改编自前苏联话剧的《悲壮的颂歌》、改编自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山鹰之歌》和两本改编自当时作家短篇小说的《找红军》及《“团长”历险记》等。这几本连环画中前三本绘画风格基本一致,都是线条较粗、人物较大、背景较简、略带黑白。透出一股阳刚之气。在《李尔王》一书中塑造的李尔王形象尤为突出,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后两本更多地采中景,对人物形象的画明显地细致得多了。画面中的黑块不再是单纯地表现明暗,而成了表现服饰、道具和背景的不同色调。这两本作品较好地再现了脚本中交代的地理环境、时代特征和人物形象。例如《找红军》一书中对青年雇农王天林的刻划、《“团长”历险记》一书中对外号“团长”的小司号员的刻划,无不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原小说的神韵。
  可贵的是周光中先生没有受当时那股“跟名作风”的影响,走着一条自己的路,用基本符合原作精神的绘画风格创作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作品。看看今日连环画坛,跑马书横行、作品千人一面,更叫人怀念那个佳作纷呈、名家倍出的时代。遗憾的是“文革”以后,再没见到周光中先生有新作问世,也打听不到周先生何去何从。但愿此文刊出后,能有熟悉周先生的读者提供周先生的消息。
  
                (四)
  ——从张大经的连环画作品谈起
  
  “变形”,一直为大多数连环画爱好者所深恶痛绝,把它列为“葬送”连环画的一大“罪状”。其实,“变形”并不是绝对不好,许多画家都尝试过这一艺术手法,并获得了成功。象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王亦秋、卢延光等,他们的一部分作品使用了变形手法的,照样被连环画爱好者们接受、甚至喜爱。所以变形的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当然,怎么“变”是画家的自由,但作品一发表,就不是你画家一个人说了算了。读者认可,才是成功;读者讨厌,还是趁早“歇阁”。
  五、六十年代,连环画界不提倡“变形”,张大经先生的作品就显得十分突出。实际上张大经先生问世的作品很少,印象中只有一本《火烧新野》,当时就令人感到非常特别,很受青年读者喜爱,认为是一种创新。这本书在《三国演义》套书再版时被撤掉,另请叶之浩等重画,理由就是与整套《三国演义》风格不统一。这时我们不去探讨《火烧新野》该不该重画,只是就这册连环画本身来看,它绝对是一本好书。
  当时的古典题材连环画,绘画风格比较单一,仅仅区别在线条粗细、人物面形不同、景物层次多少等方面。《火烧新野》的问世,使人觉得面目一新,那适度变形的人物如诸葛亮的儒雅、刘备的深沉、张飞的豪放、曹仁的自大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令人难忘的是那经过艺术处理的线条,细若游丝,却又笔笔到家,力透纸背;还有那装饰化的景物以及那些建筑物上独特的花纹,都不同于以往的画法。可以看出张大经先生从传统绘画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却又巧妙地消化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后又陆续看到张大经先生为《三国演义》套书画的封面《赚曹休》和《五丈原》,与《火烧新野》的封面一样,设色彩用了桃红、翠绿、葡萄紫等,颇有民间木板年画的味道。可惜以后再没有见到张大经先生单独绘制的新作品,仅有一本《长石的巨变》(与韩和平等合作),从画面中的树木、山川画法上,依稀可以看出是张大经先生的风格。
  弹指间,数十年过去。如今连环画“玩变形”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玩的人太多,有的人玩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难怪要被多数连环画爱好者嗤之以鼻。但是真正“变”得好的作品,读者是永远还会忘记的。张大经先生的《火烧新野》就是一个例证,常听一些连迷谈起这本连环画,都说“崭”。
  
                (五)
  ——记端木勇先生和他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端木勇先生可能没画过外国题材,也没见过他的古典作品问世,就我所知,他创作的全部是中国现代题材。作为画家来说,失去在多种题材领域展示才华的机会固然可惜,但身不由己的他能集中精力专攻中国题材,表现现代生活和人物,在这方面下功夫且做出成绩,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也正应了那句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审视端木勇先生的创作,不难发现他是一位画兵的能手,曾塑造出众多人民战士的形象。虽然他也画过其他题材,如歌颂红岩烈士的《追悼会》,与韩和平先生合作反映地下斗争的《革命家庭》。此外,还画过《大跃进画库》中的《青春的声音》与《为生产服务的突击手》、《人民公社墙》,后几部作品想必都是交派的任务,而且都由他与其他画家共同完成。
  属于“兵”的作品,有侦察兵的《三下西亭》,空军地勤人员的《机械兵的标兵》,志愿抗击美国侵略者的《上甘岭》,马本斋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回民支队》等。他还与胡克礼先生合作了孪生战士《哥俩好》,与陈为明先生合作了赤卫队员《蔺铁头》,也是不同时期的兵的形象。这些作品中的战士,凡他独自创作的,都体现出人物造型特点:方脸庞,体态粗壮结实,充满战士气魄,不妨称之为“端木家班”(当年一些国内人士称顾炳鑫先生笔下的人物为“顾家班”),而合作的则是对人物造型的共同体现。
  出版于1964年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次年的《豹子湾战斗》,标志着端木勇先生的绘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运用出色的线描创造出一系列战士形象,如守卫在南京路上抵制资产阶级“香”风、拒腐蚀永不沾的官兵,又如在陕甘宁边区坚持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战士等,都通过人物的姿态、动作、表情,刻画出革命战士的思想性格,表现出他们的精神情操。连长鲁大成的豪爽火爆,指导员路华的细致冷静,班长赵大大的憨厚朴实,新兵童阿男的聪明和好冲动等,都表现得生动、恰如其分。如果缺乏对战士的深入理解和热爱,纵然技巧再高,也难以准确描绘出战士的真实面貌。世界观与思想情感对创作所起的指导作用,在端木勇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验证。
  
                (六)
  ——记康济先生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50年代,我国与前苏联关系非常密切,“老大哥”的文艺作品被大量译介进来,其中不少被移植、改编成连环画。众多画家担当文化使者,为传播前苏联文艺做出贡献,如华三川、贺友直、颜梅华、杨逸麟、汪观清、罗兴、高燕等。康济先生虽然鲜为人所提及,但他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在1954年,康济先生画的《雾海孤帆》,就被我无数次地读过,这部根据卡达耶夫同名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书中两个孩子智斗沙俄密探,帮助起义水手脱离险境,故事曲折生动,画面简洁质朴,伴我度过了少年时代。走出校门之前,我又陆续读到他创作的其他前苏联作品连环画,如尼克莱·托曼的《穿过暴风雨》,著名戏剧家包戈廷的《列宁三部曲》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暴风雨所诞生的》三集。我很感激康济先生,因为他给读者直观地展现了苏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塑造出一系列生动形象,特别是革命导师的动人风采。上述作品连同其他同类连环画,缩短了我与这个北方大国的距离,使我热爱上前苏联优秀文艺,从中汲取到各种养份。
  除此之外,康先生还画过欧洲题材的《人质》;特别是创作过许多我国的现实题材,如反映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的《八个老黄忠》,描写少数民族斗争的《一把古老的弓箭》等。我随便翻阅一下《连环画报》,仅1959年合订本中就发现刊登了4篇他的作品,即彩绘的《两篮鸡蛋》和《他就是毛委员》,歌颂了人民领袖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深山浓雾》用水墨画描写地质队的故事,《谁是那“百分之十”》表现后进青年迎头赶上的精神风貌。
  康济先生是线描高手。与其他名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不刻意追求严谨,初看仿佛下笔较随意,线条也粗率奔放。但细琢磨,在不经意中却显露匠心,讲究整体效果。他描绘的人物表情丰富,服饰准确,动作动感强烈,环境真实典型。这从他的代表作《暴风雨所诞生的》可以得到证明。我认为,康济先生的作品,画面承前启后连续性强,体现出连环画的特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连环画。
  
                (七)
  ——记董洪元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我国几代读者都曾因读过《高尔基三部曲》,从中受到启迪教育而记住董洪元这位画家;董先生也因这套代表作而享誉连坛,几十年声名不衰,更赢得连友们的尊重与敬佩。这套书的内容固然深刻,表现了高尔基从童年起就受尽苦难,过早步入社会备尝艰辛,认识到阶级压迫和剥削,从而渴求真理踏上寻找革命道路的历程;然而绘画艺术更为出色,它真实地描写出沙俄时代广阔的社会环境面貌,刻画出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特点,特别是塑造出主人公高尔基和他的亲人以及早期革命家的生动形象,使几乎所有读过它的人都留下难忘印象。
  董洪元先生擅长钢笔画,比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与绘画风格。解放前,他就以红叶为笔名,在建国初期,创作了一些作品,如反映波兰军民剿匪斗争的《魔鬼的峡谷》,歌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游击队员抗击法西斯的《党的幼儿》等。还有一本根据丁玲著名小说改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内容描写我国农村的社会变革与斗争生活,艺术风格质朴,虽然采用钢笔技法,但注意形式为内容服务,不给人以生硬、牵强之感。
  为少年儿童服务,致力于儿童题材绘画,既构成董洪元先生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他作品的主流。除上述提及的作品外,他还绘画了《小游击队员》、《小马倌与大皮靴叔叔》、《小冬木》等。他与王重义先生合作的《以革命的名义》,这部作品改编自同名舞台话剧,而原剧另有一个剧名,叫《列宁与第二代》,作品中除了刻画出列宁、捷尔任斯基的伟人风采外,同时还成功地塑造出几个青少年形象。
  孩子们多喜欢读童话、神话类故事。董洪元先生用他的生花妙笔,创作了外国的《雪女王》和中国的《东海人鱼》。作品充分展现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造型能力,他描绘的童话世界、龙宫仙境,景致优美瑰丽,非常引人入胜,将阅读者领进神秘、奇妙的幻境,随主人公一道遨游,从而得到心灵的净化与美的享受。
  
                (八)
  ——记罗盘先生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当我查出罗盘先生创作的连环画,并翻阅这四十多册单行本时,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不仅仅因为他画得多,更在于他画得好,大多数作品尽在精品之列;尤其是他独自完成的作品,无不展现其艺术风格的独特魅力。
  创作题材的丰富、多样化,考验画家对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从罗盘先生的实践成果,充分显示他生活积累、形象贮备之丰厚,以及驾驭各种人物、描摹各种场景的高超本领。古今中外众生相流于笔端,大千世界情与景跃然纸上,他画过杨门巾帼、梁山好汉,画过唐·吉诃德、罗宾汉,还画过当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更画过工农兵大众。举凡惊险反特、科学幻想、工业攻关、农村建设等,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我最信服并推崇的要算他笔下的军事题材,可以断定他擅长处理战斗场面,通俗地说,他是画打仗的高手。无论是红军与白匪军展开鏖战《三伏马天武》,还是抗战时我军侦察队斗伪军《智夺马群》;无论是淮海战场骑兵部队堵击逃敌,《草上飞》威震敌胆,还是大军渡江、铁流千里,《战上海》乘胜前进;无论是《海上英雄》歼灭蒋军舰队,还是朝鲜战场《猛炸坦克》,以及长空比翼的《僚机飞行员》等等,这些发生在海上、蓝天、草原、都市的战斗场面,都画得生动逼真,活灵活现。骑兵们追击残敌,挥舞军刀向敌兵砍去,透过画面,我们仿佛听见战马嘶鸣和战士的呼喊;而我军炮艇向敌舰开火,那海面汹涌的巨浪,那爆炸的硝烟,激起的水柱,使鏖战场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紧张感受。罗盘先生用钢笔画、线描、黑白画等多种表现手法,出色地描绘出我军官兵的英雄气概,渲染了战场的激烈气氛。
  表现战争场景,罗盘先生在构图中常采用大全景,置战斗双方于鸟瞰之下,既显得气势恢宏,高屋建瓴,双方态势尽收眼底,同时又富有动感。如《草上飞》中的第26幅,《三伏马天武》中的第52幅、53幅,《猛炸坦克》中的23幅,《战上海》中的61幅、85幅,《海上英雄》的123幅等,都像电影的大全景镜头,使画面的战争场景有声有色,大气磅礴,一泻千里,从而具有一种壮丽而神圣的史诗韵味。
  
  
  
  
  
  
文:蔚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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