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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往事忆旧友

  谈到我与连环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生长在浙东农村,自小性格内向,木讷寡言,喜欢涂涂抹抹。大约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忽发奇想,自己装订了一个本子,想画一本连环画了。题材、书名也想好了,叫《华光出世》。这也可见一个孩子天真的幻想,认为出现一个英雄人们便可消除天下的不平。可惜的是画了五六幅便画不下去了。我自然是已经看过一些旧时的连环画,受到影响,才产生我的这一奇想。那时的连环画内容大抵是“一道白光,千里取人首级”和“飞檐走壁,夜行衣靠”神怪侠义之类,没有健康有益的儿童读物。
  事情也常常出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旧的神怪荒诞消失了,过了几十年之后,新的神怪荒诞又出现了。我看到现在几乎又是进口的神怪、荒诞、打斗的儿童连环画世界,并且书价昂贵,印刷讲究,内容自始至终都是打斗,每个出场人物,眼睛都瞪得极大,凶相毕露,咬牙切齿,狠巴巴的样子。看了这些书觉得莫名其妙,解放以后一直兴盛的价廉物美的连环画现在为什么销声匿迹了?
  十五岁时我选择了美术作为终身专业,考取了苏州美专。“选择了美术,等于选择了贫穷”,我却没有多加考虑。况且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事情。哲学家伊璧鸠鲁曾说过一句话:欢乐的贫穷也是美事。我一直记得年轻时看过的一篇短篇小说,美国欧·亨利写的《麦琪的礼物》。一对贫困夫妇,为了圣诞节礼物,女的把美丽的长发剪了卖钱,买来一条表链给丈夫配唯一的、父亲遗留的挂表;而丈夫又恰把这挂表卖了,给妻子买了束长发的饰物。两人回到家里一照面,“贫贱夫妇百事哀”,这哀字里却印证了双方的爱情,是憾事,又是美事。我从此受到启发,认识到富贵并不即是幸福。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正愁没有工作,一天走过南京路日升楼附近,迎面遇见老友徐淦兄。他拉我到新雅里去吃茶,告诉我有一件适合我的工作可做,就是画连环画。接着说,他想由他来编脚本,供应六个人作画,这六个人是:乐小英、董天野、高孟焕、江栋良、胡金人和我,组成一个连环画创作集体,就称为“绿叶社”。六个人里面,只有一个高孟焕我至今没有见过面。其中的胡金人和我最熟,他是我的在苏州美专的老同学,他的夫人殷萱是我老伴在扬州时的同学,殷萱家里的姐妹和我老伴家姐妹一样多,年龄相近,两家姐妹间又多有同班同学。胡金人专搞油画,在南京、镇江、上海等地举行过个人展览。胡金人夫妇都在“文革”前先后病故,现在他的画已经无人谈起,只有去年台湾女作家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里以怀念的笔调谈到胡金人的油画。当时的油画家作品的内容大多的静物、人体、风景,画现实生活的极少,而胡金人过世时三个女儿还不到十岁,他很希望其中能有学画的,果然,他的小女儿胡丹苓现也已是画家,曾任上海美专副校长,现在正在外子顾公度同在巴黎深造。胡金人作连环画恐怕只有绿叶社时的这一册《铁木耳和他的伙伴》。想不到“物以稀为贵”,去年我忽得台湾诗人纪弦从美国来信,说能否为他搜求到一本《铁木耳和他的伙伴》以作纪念。原来,胡金人是纪弦的妻舅,他说从前他和胡金人好得比兄弟还亲,久欲觅得这本书而不得。他却不知连环画是出版物中最“速朽”的一种,即在当时也是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就觅不到了。何况时隔几十年之后呢!
  我觉得连环画作者中好像宁波人非常之多,贺友直、华三川、王折水、虞春富等都是宁波人。董天野也是“阿拉”同乡,四十年代我们便相识,他那时好像任职新亚药厂广告部,为人热情正直,做事认真。他画的《借红灯》线条简练有力,技巧纯熟。我后来知道他喜欢喝酒,酒量不大,一喝便醉,他儿子董之一告诉我,家里只要有点好菜,便要去买“加饭”(黄酒的一种)助兴。他习惯于晚上作画,直到深夜,弄堂里的馄饨担子知道他要叫夜点心,到时便送上门来。董之一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有时他父亲不在家,母亲便收来给孩子吃了。董天野平素很肯帮助人,济人之危,古道热肠。单位里有人被打成“右派”。工资锐减,只剩极少的生活费,他很同情,便悄悄送去一篇小说请他改编脚本(这在当时是担风险的),他自己作画,然后付给丰厚的稿费。此一端,便可见出他厚道、刚正的性格。秦绿枝先生受过他的帮助,至今还常常向人说起。可惜这样热情朴实的人,在“文革”年代被逼离开了人间。他的连环画作品很多,主要有《白蛇传》、《孔雀东南飞》以及红楼梦丛书《拷打宝玉》、《晴雯补裘》等。在连环画之外,他还画了很多中国画,蜚声画坛。
  乐汉英(小英)也是宁波人,他主要是画儿童题材的连环画,线条简洁,形象可爱。他同时也作漫画,是上海美协的漫画组组长。为人也是和蔼可亲,与人为善,见面总是乐呵呵的,笑嘻嘻的。对老画家很尊敬,作品尽量促成见报;对新作者热情帮助。可就是这样的人,在“文革”时期受到猛烈冲击,被扫地出门,靠边劳动。“四人帮”打倒后先调外文出版社,后调少儿社任《小朋友》美编,晚报复刊后,回报社工作。由于长期受压抑,以及以后工作繁忙等,积劳成疾,在1981年因肺癌去世。只有虚年六十一岁。
  江栋良画的《团的儿子》,我印象颇深。有一幅画孩子吃面条,面条很长,因而筷子也提得高高地,孩子把脚也踮起来了。他比我早进上海文史馆,但我进馆后未见到他。大约一年以后,有一天开会才见到他也来了。他的模样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一只眼似乎已不大睁得开,仍说一口苏州话,吴侬软语,仿佛是个年迈的说书先生。文革期间曾看到许多宣传品,说了他种种“罪状”,我很为他担心过。这一见面,真是恍如隔世。谁想又过了一年,他也过世了。人生的匆忙真好像迎面驰过的火车一样,对面车厢里的人,虽是相识,然而转瞬之间便如流萤般地逝去了。
  最后一个是高孟焕。他的《鲁迅的童年》画得很细致,是第一本用西画衬明暗的方法画的连环画。我同他至今没有见过面,今年赵而昌兄给我看一帧照片,也已是皤然一老翁矣。他后来离开上海在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执教,“文革”时期也吃了不少苦头,真是一言难尽。
  我当时画的一本叫什么名字,自己想不起了,问赵而昌兄、徐淦兄,也说想不起。这里只好不谈了。绿叶社时间不长,我在十多里共作了连环画一百多册。
  六个人加一个徐淦,便是“绿叶社”全部成员。到了年底,主将徐淦去了北京,这个社便无形消失。他编的《借红灯》、《七朵花》等几个脚本,当时受到重视,到了北京,也因此被蔡若虹同志看中,很快有了工作,在北京定居了。但他后来又遭到极大的厄运,又是“右派”又是“反革命”两主攻狱。“文革”前夕因写文批评姚文元的论《海瑞罢官》,几乎真地永世不得出头。幸在花甲之年,得以平反改正。又编了大量的连环画脚本,现在老境尚佳,而且身体健康、乐观,使老朋友十分欣慰。老徐的性格,一是对连环画事业热爱,终生不移,二是对人对事正直,豁达,率真。
  五十年代在我家联合会,大约一到一站路远,住的连环画专业作者就有五六个人。他们都是我参加了赵宏本领头组织的“连环画作者联谊会”之后认识的。一是蔡千音,后来又认识他的儿子蔡一鸣,也是画连环画的。二是虞春富,三是蒋炳泉(蒋苹),他也有一个画连环画的儿子叫蒋荣先。四是徐一鸣。虞、蒋、徐三人都是专门画古装的,蒋、徐都画过上海人美的《三国演义》连环画,现在蔡千音、虞春富、蒋苹、徐一鸣已经全部作古。有时空下来想找个同行谈谈,念及他们,不禁心里茫然。他们年龄也不过与我相仿,而有的已过世十来年,甚至二三十年了。
  绿叶社消失以后不久,有一次我去看望颜文梁老校长,他说:“正要找你。”因他有个亲戚叫陆宗植,办一家“正气书局”,想约画家出连环画。陆也是苏州人,叫颜先生舅公,就住在附近,一会儿便叫来了。我给他画一本《女战士》、一本《龙须沟》,他把每天书店的营业款额都付给我,因为他说付不出整笔的稿费。接下去我又认识了山东路中保坊一家“元昌印书馆”的张大椿,他要我画《人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民歌民谣丛书》、《姐姐妹妹站起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以及抗美援朝题材连环画不下二三十种。这时我又认识了连环画同行王柳影,他现在也在文史馆,是张大千弟子,中国画很好。再后来我为新美术、少儿社、上海人美、北京人美等出版社都画起连环画来了。那时出连环画很赚钱,几乎全国各地出版社都出连环画,出书的品种、数量逐年上升很快。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也常登连环画,配合宣传。因此社会上对连环画的需要很大,连环画作者也很忙。我记得有时抽屉里会同时有几部排队的脚本,还插进为报纸约稿赶画连环画,给幻灯片厂画连环画,每夜非到十二点,甚至两点不能停歇。
  五十年代各种“运动”不断,政治风云变幻,连环画的道路也是很曲折的。出版社的作者队伍有固定工资,是最令人羡慕的。而连环画整个作者队伍中有为数为少的“自由职业”作者,则成了“饱的时候饱煞,饿的时候饿煞。”一时缺抽屉里脚本排队,忽然又稿费连连降低,一直降到取消。一时间这些作者生机断绝,走投无路。有几个连环画家们自制信封,在外滩一带马路上兜售。我则画了一些佛像、观音、钟馗等在闸北区马路上卖画。有的人则去做临时工,背年糕粉、挖防空洞,每天挣不到一元钱。五十年代后期,连环画稿费落差太大了。在山水之间,水的落差,成为瀑布美景,稿费从高而低,这个落差,成为了惨景。后来又忽然取消,似乎忘记了还有不少人是专门靠此吃饭的。
  我对于连环画当时也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一是为了生活,二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童年时不过憧憬。我觉得连环画作者有施展想象和才能的很大天地,可以导演一台戏,既做导演,又充演员,而且主角配角都由自己充当和指挥。连环画作者又可丰富和补充文字里所没有的情景,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具有直观形象。因此,连环画的画幅虽小,天地却是广阔的。连环画看起来平淡浅近,被一些人瞧不起,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实际上却包含很多知识和学问,但这是只有经过深入创作实践之后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我那时也是正赶上解放后连环画的一个兴盛时期,从实践中有了这种体会,才觉得连环画工作越做越有趣,越做越有劲。
  连环画读者真是无分男妇老幼,读者面非常之广。就连毛泽东主席也十分喜爱。权延赤在《毛泽东家庭生活纪实》一书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毛主席曾一连几天反复看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还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骇。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待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接着讲起了赤壁大战、讲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抗曹成功,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乱,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汉局势……这是说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大概是指上海人美出版的60本一套的那一部,分开是各个故事,合起来又成套,作者也有几十人。是广受欢迎的一部长篇连环画。
  那时的连环画,以其群众性、通俗性、内容好、质量高而拥有极大的读者群,印数都很高。如上述《三国演义》发行量在百万以上。我有一时期在工厂,有机会见到上海大大小小的工厂都有图书馆,其中连环画占了很大比重。买回来之后把它合几本装订成一厚册,用硬纸作封面,让工人们下班借回家里去翻阅,一家人晚饭以后就都有业余爱好了。全国的新华书店几乎全都设连环画书柜,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里楼下有六个柜台放满了64开本的连环画,大人、小人争购。我常经过北四川路一家二开间门面的很大的连环画出租店,孩子们拿几分钱去,就能在店里坐上半天,四壁架上的书足有数千上万册,新书租二分,旧书租一分,我驻足一会儿,只听得分币丢入柜子里的声音如下雨一般,至于弄堂口的连环画出租摊,更到处都是。这些盛况,均早已不见影子。
  现代人们的风气是微利不干,小利、薄利不干;出租书摊早已收场了。另一方面是阅读兴趣没有了,成人到图书馆去的已很少,可坐百把人的图书阅览室里只有三四个人,孩子们课外阅读一是没有时间(作业太多)。二是迷恋电子游戏机、打斗的电视和录相等等(电子游戏机不但于孩子毫无益处,而且有害)。图书市场目前最流行的是进口的打斗凶杀连环画。我并不说全部是有害的,但其中称得上好书的,确是太少了。市场上大量这种没有道德教育、没有历史教育、没有人性的爱的教育和美的教育、更谈不到有什么意义的书,充斥泛滥,这已经足以耽误、贻害下一代公民,而国内许多很好的连环画,却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推广,这种情况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回忆往事,现在觉得自己不免有点“白头宫女”的味道了。
文:陈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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