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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新美术出版社

  五十年代前半期,是我国进行“一化三改”的新时期,新美术出版社被赋于上海连环画出版业发行的任务,一九五五年底,一百一十九家连环画私营出版单位都并入该社,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想。
  在并入的众多的连环画出版单位中, 应提一下“大众美术出版社”。该社成立于上海解放初,经理人黄仲明,原是商务书馆的老职员,懂书画。由江丰、陈叙亮、陈烟桥、野夫担任主编,编辑部阵营也较强,有余白墅、徐甫堡、吴禾农等,出版了彦涵的《翻身前后》、蔡若虹的《苦从何来》、邵宇的《土地》、陈叙亮的《走向哪里》、吴耘的《不要杀他》。其后又出版吴禾农自创自编,顾生岳、娄世棠、徐永祥集体创作的《赵百万》,在连环画界引起较大反响。
  一九五O年和五一年,上海连环画出版业很繁荣,私商机构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有不少以纯利润为目的,连环画创作粗制滥造的倾向也随之产生。
  一九五一年,大众、教育、群育、灯塔、华东、文德、雨化、兄弟、一迅九家连环画出版社成立联营“新美术出版社”而大众除私营股份外,尚有些杭州华东美分院的股份,带有公私合营性质。一九五一年底领导上酝酿筹办公私合营连环画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夏,三反五反地运动及文艺整风运动结束,华东新闻出版局决定在新美术出版社中增加公营股份,由公私双方组成董事会,并将原华东人民出版社连环画出版业务并入,以充实编辑部机构。一九五二年五月,陈烟桥、方学武、许鲁野在华东新闻出版局开会,他们代表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上海市出版处等单位专门研究成立的事。一九五二年七月,吕蒙在华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部的大会上宣布已批准建立公私合营新美术出版社,这天老新美术出版社劳资双方代表都被邀请参加,劳方代表为吴禾农、郑鲁麟。
  华东人民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四月,这以前为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从一九四九年华东新华书店在上海出版连环画起,到一九五二年华东人民出版社连环画业务并入“新美术”,前后出书一七四种。这时加以整理选择、全部移交“新美术”。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陆续并入的私营单位有福记、兴华、泰兴、电化、全球、影华、群生、华商、美华、立化、长江、一知、长征、建文、中心、学林、大方、三民、北斗、宝山、通力、连环等,终于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专业连环画出版机构。
  原九家联营新美术出版社共有职工近三十人,编辑部中属于“大众”的有余白墅、吴禾农;属于“灯塔”的有黄一德、严个凡、林雪岩、江南春、沈麓元、胡丁文、孙叔民;属于“群育”的有柳萱图;属于“教育”的有吴之英。华东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编辑科加入新美术的有赵宏本、周杏生、徐正平、凌涛、汪玉山、卢汶、吕品、汪健、宋志平和我共十人,该社原特约作者陈履平、徐宏达、陶长华、章程、周公和、夏书玉、韩永安、盛亮贤、罗既张、沈铁铮、刘王斌、洪荫培也在这时正式参加了单位,成为新集体的一员。代表公方调入“新美术”的有宋心屏、范显荣,宋担任经理。副经理,出版科长、财务科长,总务科长全由资方担任。社长由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吕蒙兼任,我参加编辑部的领导工作。原来在人民出版社的专业编创干部,一直实行半工资半稿费制,转入“新美术”后,取消稿费制,全部发工资,这时是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大家回忆起旧社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又看到五反运动中揭露出资本家腐蚀劳动人民的种种丑恶现象,感觉到作为新社会的国家文艺干部,生活待遇有保证,旧社会饥寒交迫的威胁一去不返,应努力为人民而创作,都认为为了追求大量稿费而粗制滥造是可耻的。
  思想境界高了,革命的荣誉感和自觉精神增强了,新制度规定后,大家在创作上精益求精,质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华东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科全体同志齐集“新美术”,宣布合并办公,宣布合并后的工作制度。以后把公私公营新美术出版社的成立定在九月一日(但开成立大会时却延至一九五三年七月)。原新美术的职工,也显得异常兴奋,大家以成为在党领导下的出版单位的一员而兴高采烈。
  新机构洋溢着一片愉快、团结的气氛。
  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同年八月成立,“人美”准备出版少量有示范性的连环画,以别于公私公营机构的出书方针,原在华东人民连环画科的卢世澄、杨兆麟调入“人美”。当时,曾商定几本文艺刊物和《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中的文艺创作由人美选题,新美术不再在这些刊物中选编。
  上海地区的连环画家,解放前从事过多年的创作,在旧社会不为人所重视,既未进过美术学校也没有经过名师传授,从绘画技术上说,迫切要求提高,需要懂得一些人体结构比例、透视关系,以求得在刻划形体上比较正确。“新美术”成立后,规定每周占用工作时间八小时,专门练习素描,购置了一些石膏像和画架,聘请同济大学陈盛铎教授担任指导,不少同志刻苦认真地学习,特别是青年的创作干部,他们天天晚上留在社里练习另外,为了取长补短,曾在五二、五三年约一年的时间内组成了好多创作小组,进行集体创作,这种创作方法虽有局限性,但在当时来说,可以互相学习各自的长处,事实证明,经过一段时期的互助,不少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九五三年七月,社里举行一个小型展出会,把一年来前期和后期的作品进行对照,从中可以看出有明显的进步。由于集体创作易于淹没个性,不久逐步实行单独创作。此外,编创干部要求学习文艺理论,每二周还规定学习一次文艺理论,或请社外专家讲解,从一九五二年底开始。每半年举行一次内部评选,凡公认为好的作品,给予物质奖励和表扬,例如一九五四年在评选中即发现贺友直创作的《火车上的战斗》是本较优秀的连环画。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市文化局举办的“上海市连环画学习班结束后,分配了十八名编创干部进出版社,他们是:严绍唐、王一菲、毛震耀、杨锦文、沈梯如、傅安邦、任伯宏、任伯言、王克明、姚有多、郑家声、金奎、陈光镒、颜梅华、贺友直、凌杏村(健)、徐良士、陈云昌。
  一九五二、五三年,连环画的改编大都是现实题材,当时反映抗美援朝和革命战争的题材受读者欢迎,土改反霸、反帝反特以及根据苏联小说改编的作品也受群众欢迎。在配合形势需要上,如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在全国闻名,即编绘了一《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五十开本图介本;还有《曾端化速成写字法》;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发布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农村合生化在发展,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小说发表后,几个青年创作干部为创作这一连环画即深入诸翟农村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画出了同名连环画;治淮工程进行时,为了编绘这一题材,也有两个创作干部到工地采访写生;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发了选民证,选举人民代表,在我国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也通过收集材料编绘彩色连环画挂图,进行张贴宣传;其余如《归队》、《一个互助组的成长》,都是在工厂或农村长期蹲点创作的。在社外组的稿件中,《白母鸡的故事》系画家王流秋创作,出版后比较畅销,后获得全国少儿优秀作品奖。《祖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是《人民日报》通讯稿,约请了八名杭州美术分院的画家集体创作。这一阶段所谓“古装”书出版得很少,和几年后古装书大流行是一个明显的对照。
  古装连环画的出书比重,从一九五四年以后逐步增加了。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把过程说清楚,想讲得稍详细些:
  一九五三年秋,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同志传达中央批判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接着他说:“我国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大学生,就是未来的工人,现在的农民都有条件上学,有了知识,过去的“工农兵”的概念已经不同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工农兵画报》即停刊。
  当时出版局领导不断督促新美术增加品种,要放宽对合并私营图书审查的尺度,可保留的尽量保留,现在看来这些批示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好多家并入一家,出版单位少了,群众的需要却不能因出版社的合并缩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为产品的丰富。出版社对出版局的指示是非常重视的。每逢要求增加品种,总是设法在扩大稿源上,挖掘潜力上动脑筋想办法,并一再动员工会、青年团的力量,要求社内同志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致使“人美”的同志感到“新美术”过于强调了计划和定额,有人说,这样把创作干部当成机器了,对这方面的偏向,当然也应防止。但新美术编创同志在干劲上还是可取的。
  一九五三年冬天,传达了胡乔同志的指示(好像是对《连环画报》的指示)他曾强调出版民族遗产,多出些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作品。在这一指示的直接影响下,同时也在出版局一再要求增加品种的情况下,新美术于一九五四年起,对于历史故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这些方面的题材显著增加,并且是成套的出书,如:将《三国演义》中的片段情节改编《黄巾起义》、《张飞》、《陈宫和曹操》、《华陀》、《失街亭》、《赤壁之战》……这个出法一直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并入上海人美后的《三国》六十种的成套出书;将《西游记》中的片段情节改编成《大闹天宫》、《真假猴王》、《火焰山》等;三民图书公司并入时多本《红楼梦》连环画也予以重印;清末谴责小说也适当列入,《儒林外史》、《聊斋》都节选了一些情节编绘。只有《水浒》、《岳飞》题材出得稍少,这是因为北京人美正在成套地出版这两套连环画,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的题材,有的印成彩色,这类连环画经常再版添印,其中《大闹天宫》印行一百万册以上,在当时连环画的印数中是最高的。建文和中心两单位专门出版话剧、电影和戏剧连环画,一九五四年并入后,拍摄了更多的题材,除上演的话剧外,全国流行的剧种如京戏、评剧、楚剧、闽剧、粤剧、豫剧、湘剧、川剧……也都拍摄了连环画。这里必须附带一提的是,当时正酝酿筹办公私合营年画出版社,即后来的“上海画报出版社”。在未成立前的年画出版事宜,华东出版局局长周新武同志,在一九五三年指定暂时由“新美术”担任。当把这一任务向社里传达时,大家都非常重视,当时抽出编辑部余白墅兼管年画的组稿和发稿,五四年出版的年画有二十种。一九五四年组稿,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年画有五十三种,春联十二种,共有八十五个品种。唐云、江寒汀、陆俨少、陈之佛、张大壮、应野苹、陆抑非、胡若思都为新美术创作了国画年画;还有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谢之光、丁悚的月份牌年画;有郐傅熹、李山、陈菊仙、吴静波的新年画等。其中有些年画在“上画”再版过多次。
  这两年的业务发展确实很快,仅外来投稿一项为例,有一个材料可以参考:一九五四年八月份收到脚本稿二百O八件,九月份收到脚本稿一百七十八件,但采用率不是很高,一年中大约采用脚本有六十件左右。再从出书方面来说,直到一九五五年,每年出书的数字已接近三百种。当时设立一个“副牌”,名叫“美术读物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秋,新美术制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出书计划,决定年出三百三十种。这年九月,市出版处(出版局于一九五五年一度改为出版处)告知我们,数字太少,不能满足需要,正当《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多出书、以代替取缔的黄色反动书刊,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求知需要,因此必须“大力”增加,并希望能再追加一百种即四百三十种,这使我们过度紧张,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内部动员,在十月份召开了大小会议,如:骨干会、团的会议、全体会议,将计划提出后,大家出主意,终于确定了选题六百、脚本五百、剧景一百、发稿四百一十种的数字。现尚保留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八日、十五日这连续三个星期二以及十二月六日、十三日;连续二个星期二的《解放日报》广告可以看出当时初重版的出书情况。
  现在再分别叙述下列几件事:连环画封面设计原是由作者抽出画稿中的一幅,稍作加工,交由封面设计同志设色,搞封面设计的有沈麓元、胡丁文、杨墨、张眉荪、陆新辰。由于品种增加,人力不够,也感到上述办法易流于单调,决定再组外稿,曾约了油画家、国画家画封面,记得五十年代中期,上海有些老画家如吴湖帆画了连环画《深夜送药》的封面,刘海粟画了连环画《我们也能干》的封面,关良画了连环画《暗桥》的封面。合并到人美后的六十本《三国演义》连环画的封面全是贺天健画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闻名的老画家能够认真为通俗读物画封面,也反映了文化领域内的新气象。一九五四年国务院下达了“书籍横排”的通知,当年秋季,新美术把所有中式翻身的连环画改为西式翻身,并在封面上都加上了汉语拼音,扉面的设计力求规格化,使原著者,原著,改编者,绘画者,封面画作者的名字,都有一个适当的排列。
  群众最喜欢看单线勾勒的画面,不十分欢迎水墨画或钢笔图明暗的画法,但也不尽然,华三川、颜梅华等同志的钢笔连环画,读者亦是喜爱的,大约是画的清楚,画技熟练之故。约在一九五四年,北京有一个青年作者杨逸麟投来《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稿,全用铅笔素描写实画法、类似几十年前李毅士的《长恨歌》画风,出版社采用了,以后几年,他一直采用这种方法创作连环画。还有一种儿童题材连环画,不少美术电影片的作者,他们用动画片形式画连环画,并施加彩色,也增加读者的兴味。
  约在一九五三年,宣传部召开会议,记得是针对当前出书中“汇编书”“改编书”过多的问题。会上也有人提出“连环画是改编书”“连环画为什么不提出自创自编?”原来我在参加连环画工作之前,也认为连环画应是自创自编自画的,但是经过二、三年的工作实践认为这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广大群众经常需要连环画这样的精神食粮,既然已有了大批的文艺小说问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有思想、有形象、有情节的文艺作品迅即移植为连环画呢?我们既担负着用先进思想教育人民这样一个任务,当然应当利用这种迅速有效地方式,这样社会上也自然有了从事改编文学作品的连环画脚本的专业工作者,事实上,把其他文艺形式移植为连环画形式,本身就是一次再创造,它和把其他文学形式改编为戏剧、电影一样,也是一种文学创作。他们的工作也自然应当受到重视与尊敬。同时也不排除自创自编,改编者应深入生活,也希望文学家直接改编脚本。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工人作者费礼文,他最早的创作,就是为新美术出版社自创自编的连环画脚本。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就在会上回答了那位同志的意见,连环画文字对读者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极为重大的。改编者亦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如何提高文字脚本的思想艺术质量,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九五五年春,有次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志,谈及如何提高连环画文字脚本质量的问题,他说“我们人民出版社办了一本《出版业务》,对提高编者的业务水平,密切作者关系,活跃思想有一定作用,你们不妨一试。”这话对我们有一定启发,一九五五年秋,经过短期筹备,编出了第一本《连环图画研究》,出到第三期时,新美术并入上海人美,在一九五六年又接出了第四期。到五七年为止,共出了十二期。现在的《连环画研究》就是渊源于此。它像整个连环画事业一样,也大大提高了。
  到一九五五年为止,新美术出版社的保留书目(已出版或重印过几次后,新华书店不再添印者不计)共有:工业题材(生产建设、工人生活、劳模故事)101种;农业题材81种;部队题材(战斗故事、部队生活)277种;斗争故事(革命斗争、反特故事)73种;儿童题材122种;其他(婚姻故事、传说轶事)47种,文艺名著35种;古装题材(历史故事,古典文艺、民间传说)151种;戏剧戏曲、电影88种;科学知识16种。共计881种(以上统计数字根据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的《新美术出版社美术读物出版图书目录》)。
  从一九五三到五五年,私营单位并入“新美术”的过程越来越迅速,仅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光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一天,即接受了美华、长征、兴华、群生、全球、宝山的合并。到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则更有“应接不暇”的趋势,当时还需要十分意识到这就是“社会主义高潮”,思想上缺乏足够的准备。回想在一九五二年成立之时,哪会想到仅二、三年的时间,就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呢?所以“思想落后于实际”,这就是一个事例。
  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出版社人员也由原来的四、五十人增加到一百八十人。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处领导汤季宠同志找我谈话。征求关于将“新美术”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意见,他更关心私方人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事大约十二月初做了最后决定。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二社合并的一切大小事务工作全部完成,当天举行了新机构的全体联欢大会。一般说这样的工作效率和速度,在当时是极为平常的。
  除本文前几段已提到的连环画编创干部的名字外,下列同志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参加的“新美术”的,一九五六年几乎一律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绝大多数继续在连环画岗位上工作。他们是:王星北、陈念云、杨淼、胡逸、章帆、陆士达、鲁纯、吉志西、胡梦坡、董林肯、冯若梅、胡映西、李白英、潘勤孟(以上编文或文字编辑)。黄启荣、张明曹、汤义方、刘锡永、陈少华、钱笑呆、汪继声、汪观清、周达仁、费龙翔、杨步升、张洪宝、王野秋、冯春扬、于濂元、李铁生、赵三岛、陈为明、邹洤、水天宏、胡克文、江栋良、陆洋、陆宗铎、杨玉华、郁芷芳(以上创作干部或美术编辑)。陈春轩、陆金海、曹震云、顾震、平原、袁子敬、陈安禹、任春成、程颐(以上摄影编辑)。张谷香、叶时伟、姚慧新、吴嘉华(以上编务)周铭谦、王伟(以上资料)其中有些同志,为连环画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已经作古。
  以上多属编辑事务方面的琐碎记述,作为一个公私合营出版社,经营管理方面的对私改造,尚有许多可谈的地方,此文未能涉及。今建社已适逢三十年,记忆肯定会有出入,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文:黎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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