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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风霜迎朝晖
——70年代中国连环画创作的艰难历程
中国的连环画事业，伴随着祖国的历史步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在饱经风霜考验之后，于七十年代后期又很快焕发出茁壮的生命力，在中国的文艺阵地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一
1966年“文革”开始后，连环画工作全部被“打翻在地”，17年来的好作品，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了“大毒草”。直到1970年，连环画园地一片荒芜。孩子们没有书看，学校里流传手抄本，精神毒品严重地危害着祖国下一代。连环画工作者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工作权力。当时我目睹自己经手出版的连环画大批被毁掉而无能为力，自己连人身都失去了自由，与众多的连环画工作者一样，只有做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真是心急如焚！就在这样的严峻时刻，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关注了连环画工作。1970年9月17日、1971年2月11日，周总理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临时性的出版领导机构）领导小组，在询问青少年图书出版情况时，一再要求出版单位尽快恢复业务，并询问：“有没有人编小人书？”指示出版口的领导小组要把连环画工作抓起来，“新书要出，过去的也要选一些好的再版，一定要解决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在周总理领导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对全国出版工作包括连环画工作，起了扭转局面的重大作用。会议期间，周总理于4月12日凌晨一时至五时二十分，接见会议领导成员及部分代表，对当时出版工作做了全面的指示，并列举“极左”思潮的危害，一一进行了批判。在谈到青少年缺乏图书时，总理针对会议起草的文件说：“文件说青少年没有书看，阶级敌人乘虚而入，说得对。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负起责任啊！”当时我参加了这次出版会议，并有幸被接见，聆听周总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总理当时还以满含期待和鼓励的目光，对我们说：“你们都受到冲击了吧，受冲击不要担心‘文化工作危险论’啊，要站出来工作，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不干谁干啊！”总理一席话，使我在“文革”中精神上遭到的屈辱和创痛，都被化解了。总理的这些满含深情的教诲，成了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座右铭。
当时聆听总理讲话时，我与总理相距不过三米，亲眼见到总理的面容已很消瘦，与“文革”前见到时相比显得苍老多了。而且，谈话中医务人员不时送药让总理服用，使我知道总理有病在身，不禁令人担心！等到后来揭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之后，才明白当时总理正是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最尖锐斗争的时刻。那是一场决定祖国前途命运的大搏斗啊！同时又要与正得势的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巧为周转，竭尽全力捍卫党的事业，保护党的干部。可以想像他肩负的任务如何之艰巨，处境如何之险恶！在这紧要关头，还抱病关注为广大人民和下一代服务的出版工作和连环画工作，更给我无穷的力量和巨大的鼓舞！
二
这次出版会议期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来研究拟定“全国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分工着重于连环画选题计划。这份计划于7月份定出，经周总理最后审定，作为会议文件下发有关出版单位实施。事隔30年后，再看这份选题计划，在150余种连环画选题中，除了少数因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内容不当或失去时效外，大部分选题还是能满足当时紧迫的需要，又有长远的价值的。如北京的人美社再版的书目《鸡毛信》、《东郭先生》、《三边一少年》、《我要读书》、《童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三部曲》等，上海的《列宁在十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英雄小八路》等及辽宁的《白求恩在中国》，广东的《向秀丽》，山东的《沈秀芹》等等，有的是长期保留下来的优秀作品，有的则是刚完成的新作，如《白求恩在中国》，是鲁迅美院教师许荣初、许勇等不甘于在“文革”的斗批中消耗时光，主动到白求恩当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太行山区体验生活而合作的作品。这部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描绘上，都达到了高超的水平，在1974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选拔出版，1981年在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中获一等奖。上海的《列宁在十月》，是由顾炳鑫、颜梅华、何进、徐正平等集体创作的。1971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编绘也都极为严谨，列宁的形象尤为突出，1973年由国务院文化组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选》，选入了这部连环画。
这份选题计划还歹入了不少表现英雄模范的连环画，如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王铁人、雷锋、焦裕禄等人物及《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寨》、《大庆》、《红旗渠》等先进集体的事迹。这些作品不少作者是原单位、原地区的业余画家，或由专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合作。由于作者们比较熟悉生活，所以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到今看来仍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力。
根据“样板戏”编绘连环画的任务，主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后改由恢复工作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承担）。这份计划中，北京的人美社的“样板戏”选题为7种，主要是根据电影片移植的，用绘画表现的只有《红灯记》，是在1970年周总理提出要重视连环画后，我们约请《解放军报》的董辰生、陈玉先及杨在溪、黄驾宇同志来完成。由于当时“样板戏”剧团被江青集团操纵，对样板戏移植为连环画，定下了很多清规戒律；在文字上、故事情节、包括语言必须完全依照原剧；画面人物必须照剧中角色画，一举一动都要根据舞台形象，背景、道具也都不得稍有更动，连李奶奶的门帘上的补丁大小比例、在左侧地位，都不能改变。而且画完后要送样板戏剧团审查，再到当时的“文化组”审查，真是层层关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破坏样板戏”罪名，真是令人提心吊胆！值得令人敬佩的董辰生等画家们十分周密而又竭尽全力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于1971年5月出版。至今看来，作品虽然囿于原京剧舞台形象，大大限制了画家的艺术才能的发挥，但仍可以从中看到画家们的艺术造型上的功力，或运用水墨手法的独特风格。其实，《红灯记》这一选题，早在“文革”前的1964年，该剧即由阿甲、翁偶虹根据同名沪剧改编成京剧，并由中国剧院排练。当时我们即列为重点选题，正当与剧团联系好准备移植时，“文革”风暴来临，也就被搁置下来。直到1970年总理抓连环画时，人美社才得以出版这部连环画，可以说这是一部历经磨难而问世的佳作。
上海的“样板戏”连环画，最早问世的是由戴敦邦、刘旦宅等专业画家和业余画家合作的《智取威虎山》（于1970年由当时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但从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戴敦邦、刘旦宅等艺术高手的艺术特色，在特殊的历史形势下，给人民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连环画作品。
周恩来同志在1970年对连环画工作的两次指示和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这次出版会议拟定的选题计划，为中国连环画这条航船打破了封冻已久的坚冰，给连环画工作者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焰。虽然“坚冰”还未完全消融，江青及其“四人帮”还在不断干扰，江青在全国贯彻周总理讲话期间，也故做姿态地发出“小人书也抓一下”的指令。但是，连环画这条为人民期望已久的航船，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在广大连环画工作者努力下，在风云变幻的70年代这初，义无反顾地重新启动了！
三
连环画与出版工作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提出要成立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随着连环画出版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一支编创出版和发行队伍。“文革”开始以后，这支队伍被打乱打散了。在周总理发出号召之后，这支队伍又重新凝聚起来，而且在困难情况下不断充实新生力量。这期间从工厂农村和部队的基层，从大专院校和下乡下厂的知青中，涌现出一批批连环画编创力量。这支队伍有一股孕育已久、渴求一展才华4强烈愿望，当周总理的指示下达以后，这支队伍便应声而起，行动起来。
继落实1971年出版会议确定的选题计划之后，1973的由国务院文化组举办了全国连环画展览，197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参展连环画作品选集，入选作品52件，这可以说是1971年出版会议后的一次检阅，虽然由于还面临“四人帮”的种种干扰，有些作品的内容还受到“文革”历史的影响，但是，总的看来，大部分作品还是好的。如歌颂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马克思刻苦读书的故事》（马立编，潘鸿海、顾盼绘），《列宁在1918年》，顾炳鑫等集体创作）、《无产阶级的歌》（吴兆修编，陈衍宁、汤小铭绘），表现革命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事迹的，黄继光》（董辰生绘，李学鳌诗）、《刘胡兰》（俞理、金以云等绘）、《张恩德》（李定兴编，杜滋龄等绘。）《京江怒涛》（胡博综、王孟奇绘）、《闪闪的红星》（王佩家改编，杨沙、王纯信绘）及上文谈到的许荣初等绘的《白求恩在中国》。又如反映工农业战线生产建设和革命斗争的作品《大寨之路》（李济元等集体创作）、《弧光闪闪》（王文锦编，詹忠效绘）、《艳阳天》（曼玲改编，贾浩义等绘）、、《金光大道》（曹作锐改编，陈惠冠、刘永凯等绘）。这些作品正是广大读者精神食粮长期饥馑的情况下出版，所以印数都较大，有的第一版即印一百万册左右，而且不断再版。
在这期间问世的优秀作品还有思禾编，戴敦邦绘的《陈胜吴广》，涂介华、王树华改编，丁世弼绘的《渔岛怒潮》，中流等人绘的《李自成》，徐恒瑜的《水牢仇》，夏晔等的《鲁迅在广州》等。《水牢仇》的作者徐恒瑜当时是在四川邛崃县从事农村文化工作的青年美术工作者，他以自己切身体会完成了这部彩色连环画（四川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受到社会重视。
这些新老作品一齐问世，使连环画一时之间成为书店最热门的图书。书店每逢到了新书，便挂出了小黑板报告到货信息，于是很快就有家长和孩子们排上长队，直到书卖光了，队伍还久久不散，期待能有后续的书到来。记得我有一次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正赶上《岳飞传》某几集到货，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排队购买，书很快就卖光了，没有买到书的孩子们哭了起来，使我的心多少天都为此痛楚不安。
外国题材连环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乐并非三部曲》等都久印不衰。《青年近卫军》（王素改编、华三川画）在1958年即出版了上集，待华三川画出中、下集后，因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而停止出版，直到1977年三集才得同时出版，第一版即印行了120万套，后又不断再版。
到1975、1976年，每年全国出版连环画达到500余种，总印数二亿余册，但还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四
《连环画报》于1973年复刊是连环画界一件大事。1951年创刊的这份画报曾为新中国连环画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不幸的是在1961年停刊，直到1971年在周总理提出连环画的形势下，才算获得重生的机遇。她于1973年7月出版了试刊本，10月正式复刊。这期间影响较大的连环画期刊还有浙江的《工农兵画报》（后改为《富春江画报》）。这些刊物为连环画在困境中的恢复发展，都发挥了先锋作用。但由于期刊较之图书更具敏感性，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更要受到“左”的思潮的干预和威胁。办刊之难，可想而知。只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连环画报》编辑部较早地打破“左”的思想禁锢，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努力开拓选题，大胆启用老作者，发现和鼓励新生力量，使刊物较快焕发了青春活力。当时的美术队伍大有把《连环画报》做为施展才华、一显身手的阵地。老画家程十发为创作《马头琴的传说》专门到内蒙草原深入生活，沈尧伊为创作《烽火历程》等奔赴长征路上采风，韩书力为创作，会说话的琴轴》等而到西藏高原扎根，姚有信为创作《伤逝》钻进北京古老的胡同，潜心体验昔日风情……又如白敬周的《最后一课》，夏葆元、林旭东的《打假洋鬼子》，陈逸飞、魏景山的《鲁迅到平民学校去讲学》，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的《伤痕》、《枫》等等，都为《连环画报》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尤其是《枫》的问世，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力，率先冲破“左”的思想禁区，有力地鞭笞了“四人帮”的罪行，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但由于“左”的思想束缚在社会上一时还未消除，所以对连环画《枫》的是非标准又产生了一场辩论。《连环画报》该期曾因《枫〉而被上级勒令停售。经编辑部的申辩，不久又恢复发行。编辑部以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参与并引导了这场大辩论。参加辩论的既有如叶浅予、吕蒙、沈柔坚、顾炳鑫等老一代美术家，也有大批青年美术工作者、业余美术爱好者和读者。其规模之大可谓创历史之记录。直到1979年全国第五届美展中《枫》获金奖，这场辩论才告平息。《枫〈以及在七十年代后期一批敢于突破思想禁区的作品在纷纷出现，和随之展开的连环画艺术的研讨和学术争鸣，使连环画园地焕发了无尽生机，对连环画艺术走向时代前列，攀援新的高峰，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七十年代后期，连环画套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连环画带来新局面。如上海人民美社杨兆林、甘礼乐、李大发等编文、贺友直、顾炳鑫、施大畏等绘画的《中国成语故事》，是立意新颖、形式多彩的一套连环画套书。从1979年开始出版，到八十年代之初出齐，受到社会好评，在1981年全国连环画第二届评奖获脚本一等奖。
七十年代，连环画艺术伴随祖国的命运，走过了一段异常艰险崎岖的路程，危难之后又迎来明丽灿烂、千帆竞发的景象。周总理的谆谆教诲令人刻骨铭心，历史的经验发人深省。连环画的70年代是不应被忘怀的年代！（作者系原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总统中国版协连苞艺委主任）
文：姜维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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